译者导论
潘怡帆
成为自己的思想者
哲学家阿兰（1868—1951）是思想的行动者。他承继了笛卡儿的哲学思辨，然而从行事风格来看，他则是接近苏格拉底的思想者。这意味着，比起建构一个足以容纳整个宇宙的知识体系，他更在意思想运动的不断启动；比起关心存有起源的问题，他更乐意探寻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这都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关怀，而阿兰选择了付诸行动，这一方面呼应他的生命养成，另一方面也实证了他所谓教育的意义。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阅读二十世纪初的作品或许有些不合时宜的疙瘩，如同散落在本书篇章里，时而可见的驯马、驾马车、蒸汽火车等，除了时光逆流的倒转感，也有观念老旧的嫌疑。事实上，在哲思学习的过程里从来不乏如此疑虑。身处于光影摇晃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读者）是否仍有必要学习柏拉图、尼采、老庄、儒家等古典思想？倘若每一种新的哲学都是对过去既有思想的批判与改良，最经济的法则难道不正是挑最新出炉的想法来读即可？这种对知识内容的去芜存菁或许是哲学与科学间的最大区别。对科学而言，求真求新是根本信念；哲学作为众学门之本，除了涵纳这两个特点之外，更涉及一种思想技术的锻炼。与其给人一条鱼，不如教人学会用钓竿；与其给人一套道理，不如教人学会自己厘清道理；学会如何思考是哲学最基进的价值，这也是何以在任何时代里哲学都不可能过时的原因。哲学的内容作为一种知识论，或许有汰旧换新的必要性：但它作为促发思考的运动，却是使人有必要一再回溯各个哲学家思想脉络的原因。我们应当认识的是如何思考，而非熟记思想的知识，而这也是阿兰与其作品所带给我们最核心的启示：以思想启动思考。
来自饲育名种马（佩尔什马）的民族与兽医之子的成长背景，阿兰的教育从不仅止于纸上的阅读。他的书写里一再出现动物的譬喻及体察，例如“动物没有脾气”（第12篇）、“像马车夫驾驭马匹一样控制情绪”（第33篇）、“动物完全受制于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控制”“动物不会多想”（第6篇）等，在在说明他的日常不乏与动物接触的真实经验。这种身体力行的认识随着阅历的增加，逐步转化成对各种生理探究的兴趣与要求直接行动的实事求是态度。比方说，他认为艺术家可以透过身体操演熟练的运动（钢琴家灵巧的手指运动）去扫除、战胜恐惧（第17篇），而想象则可能会倍增人的痛苦（第9篇）；阿兰的想法极其实事求是，因为他的观点总是根据不同个案的内部结构来论证，总是针对纠结处境的实际化解，好比透过农人的劳动说明快乐源自积极争取、透过失眠来说明放任思想的危险，等等，这使得他的道理往往深入浅出、切中核心。然而，这种与个案同步的思维却也为他带来最大的危机，思想因此出现不一致性。
随着个案间的差异，阿兰的论述经常也跟着改变。例如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有时会推崇想象，认为它有益于治愈忧伤，但他有时也贬抑想象，认为只会加重忧伤（第5篇、13篇）；他在某些章节中指出战争对人类安宁的摧毁性，可是却又在其他文章里分析战争如何给人带来平静（第79、92篇）。但阿兰从来不是一个态度暧昧的思想者，相反地，从他的书写当中，读者总是能够立即感受到他明快、果决的判断力。他每每提出不同观点所致使的矛盾，而现实、具体的事件总是一次性与不可能重复的，因此所有面对生活处境的方法都应该因时制宜，因此必然无法一以贯之，诚如他所言：“无所事事虽是所有恶习的温床，这同一张床却也养育了所有的美德。”（第43篇）同一种主张可能会酌情之别而导致好坏两面的结果；人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可能会无事生事、挑衅造反的行恶，但是什么都不做的人也同样阻断了行恶与暴力的可能，因为他的思想不受身体运动的干扰，从而避免了一味行动的后果。阿兰的这番道理说明，强调应当时刻采取行动的他并非天真到毫无注意伴随即起行动而来的不思考之恶。他从不认为有“一言以蔽之”的道理，这促使他大量书写不同的事件与针对各个事件的不同看法，然而，在这些论述之间彼此不同调的矛盾从未使他放弃依据个案提出该勇于行动，或该克制行为的各种坚持。他随着不同事件而摇摆的态度，最终会如同他反战又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议行径，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头号大敌。在每一篇随笔中，阿兰的论点都显得如此铿锵有力，但或许正因为他总是言之凿凿，才更凸显了他思路上的前后不一。当读者已然被上一篇文章里的阿兰说服的时候，该如何继续面对下一篇书写里的那位显然已更换立场的阿兰？偏偏作者的骤变，从来不只是对同一种观点的几经反省后的修正、微调，就如同他始终反战，也始终承认、面对那个曾经参战过的自己一样，那就是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想法、态度。这种坚决的语调与姿态最终促使他成为自己思想上的最大背反与争议。
不成系统的论述造成了阿兰哲学思想上的最大困难，这也是任何企图继承、构造其思想的追随者、研究者们的最深隐忧。因为一旦脱离了他所描述的实际场景，阿兰那曾看似强而有力的各种观点便会开始摇晃，且显得立论薄弱。多重可能的选择反而会招致人的无所适从，这使得事事坚持变成一种难以捉摸的毫无坚持，实事求是其实可能是无迹可寻的毫无表态。于是，遵循阿兰的思想从看似简单却变成最困难之事，因为只要处境不同，处置方法便无法被沿用。诚如他所说：“现实的灾难不会重演。”（第9篇）阿兰对个案讲究实际介入的态度使得他在置身困境之时，与其推测困境的成因，他更在意如何解决眼下的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酌情处置扩大了他论述的庞杂，各种细节上的差异因此无法被忽视，也无法被归纳成具有一致性的体系。即便在本书中的《布赛法勒》,阿兰用“找别针”隐喻“事出有因”与“寻找原因”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寻找原因”仍是目的导向的，也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一种对理论、根源上的“起因”探究。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讨论思想与忧郁之间的抽象关联，却实际地提出身体运动的“处方”来解决忧郁的问题。由此看来，阿兰的“原因”作为解决方案（处方）中的之一，总是指向一种具体、可描述、可想象的情况，好比焦躁与睡不饱有关、暴力与恐惧有关；其目的在于解决、消除，而非进一步的探究、复杂化以便形成理论体系中的环节。因此，看似不断透过论述来解答疑难杂症的阿兰，一旦逃离了他笔墨下的描述，似乎什么也未曾解决。然而，这样不一致、摇摆的思想也许正是阿兰的哲学中最精彩、最核心之处，也是他将自己彻底置于传统伦理学之外的根本姿态。
表面上，阿兰针对人的各种处境、生活展开讨论，这使得他所具体提出的处世之道很容易被视作伦理学准则。然而，无论是从他本人的书写或原著编者的说明里，都再三重申着他与伦理学之间的不同。即便阿兰大量地讨论幸福、教育、道德等生活议题，他的论述仍然有别于伦理学。因为相较于伦理学的系统性思想和指导生活态度与行为的准则，阿兰提供的是无法被遵循的守则，或者更正确地讲，他透过无法被按表操课的法则，以便促使思想运动。在阿兰的文章里，确实可以找到许多行为的准则与建议，然而这些建议与观点往往会随着他所描述的不同时空场景，产生自相矛盾与相互抵消的结果，这使得他的众多“处方”变得无效。而这种无效或许意味着另一层意思：照本宣科的重复与教条是不可能的。脱离阿兰所描述的框架即失效的建议说明着，他的论述并非一种应当被遵循的刻板守则，他的解决方案不是为了被如法炮制、重演，而是为了促发思想运动。诚如他所说：“我的一番道理全是诡辩，却深合我意；这些经常也是能一棒敲醒我智性的清明。”（第6篇）“合意的诡辩”与“能敲醒智性的保持清明”说明了阿兰的重点显然不在于真相的追查，或解套方式的提供，而在于如何维持一种智性的清明状态。阿兰所考虑的是如何培养自我反思及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思想者。因为再大量的书写也无法涵盖世间所有困顿，与其提供永远不足的药方，不如使人成为自己的医生，学会以思想自我疗愈。如此，读者得以明白，阿兰的每个篇章都是关于如何思考的展演，而非必须被简单遵照的童军信条。如此，读者得以理解，阿兰论述之间的矛盾不是逻辑上的缺失、有欠周延，而是使思想总是能够另起炉灶、重新启动的思想运动。在这样的考虑之下，阿兰说：“同样的想法不要重复两次。”（第75篇）任何现成的、已经完成的想法都不会是永恒不变的解答，因为世界总是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动之中。套用已知的思想（答案）只是反射动作，其实是不思考，而非重新经历思想运动的“正在思考中”。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成形的想法才具备其重要性。它作为思想的起点，作为必要差异的在场，是为了促使新的思想运动展开与新的思想诞生。阿兰强调不可能重复同样的想法，因为每一次的思想都将重新启动一个新的思想运动，这是思想活体的在场，而非被陈腔滥调奴役的不思考。
这种展现思想运动的思考，无疑地为阿兰的读者指出笛卡儿的思想如何通抵苏格拉底哲学行动的实际道路。笛卡儿在其著作《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ethode）的序言里提道：“「我所谈的方法只对我自己有效，我的书写也从来不是为了教给大众一种方法，并且以为人人皆必须遵从这种方式才得以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要告诉大众，我是如何运用我自己的理性。”论述如果具有揭示真理的能力，绝非因为论述的内容本身就是真理，论述的建构过程正在于创造一个能够开启、辩证真理的思想活动。在这个不断思考、建构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步使想法、观点朝向真理。这是何以笛卡儿认为重点在于“如何运用理性”，他向大家展示的，其实是理性思考的行动如何实际发生，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研究或思想方法。因为方法可能被推翻，可能随着时代演进推陈出新，但只要拥有思考的能力，人便可以自己展开各种方法的串联，甚至更新思想方法。因此，书写与阅读各种思考方法的目的在于建构自身的一套想法，以返回苏格拉底的思想作为一种行动的自我实践。这便是二十世纪的阿兰如何重返古典希腊的哲学教育路径，也是阅读阿兰的不二法门：成为自己的思想者。
